自2014年以来，经由各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的推荐和国际评委会的评审，中国已有23处古代灌溉工程被收录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每一处灌溉工程遗产都是活生生的实证，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科学与技术精神呈现出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保护，让历史文化在流水潺潺的水渠中、在生机勃勃的田野中得到永恒。

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

2020年12月8日，在通过线上举办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1届执行理事会上，始建于西汉的龙首渠引洛古灌区被列入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始建

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地处秦东平原渭洛河阶地，素有“十年九旱”之称，引洛灌溉历来是该地区摆脱农业困境的重要手段。

洛河属于黄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榆林市定边县白于山南麓，流经三市十一县，于三河口注入渭河，下游河段受铁镰山阻隔，开发利用难度极大。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采取临晋郡守庄熊罴建议，在洛河下游澄城县老状跌瀑处开渠引水，征发士卒万余人，历时十余载，建成了北洛河流域时间最早、难度最大的自流灌溉工程。

演变

由于黄土遇水沉陷，渠岸频频崩塌，隧洞也因流沙和潜泉影响而淤塞无常，加之战乱频繁，致使工程没有持久发挥效益。但先贤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止，历代引洛灌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公元233年，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叡拓展古灌区，在龙首渠下游兴建临晋陂引洛灌溉，充足的粮草，使这里成为曹魏政权统一中原的根据地。

公元56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重新开凿龙首渠，国力大增。公元719年，唐玄宗时期，同州刺史姜师度在通灵陂引洛灌溉、压碱淤地，收获万计，水利工程强有力的支撑了开元盛世。

元、明、清时期，引洛灌溉零星分布，凿井引泉灌溉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清代的《池泉分水碑》，《水利章程碑》记载了灌溉次序、组织结构、纠纷处理等管理制度。曾经是水神崇拜之地的太白庙、曲里庙、平路庙，演变为古代水事管理的主要场所，沿用至今，庙站合一，传为佳话。

晚清的丰图义仓与汉代澂邑漕仓一脉相承，被誉为“天下第一仓”，发展为今天国家粮食储备库，彰显着河洛灌区的物阜民康、富庶自足。

1929年，关中发生年馑，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兴修水利成为各界共识。1934年，还是在这方热土上，由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将军倡修，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规划，开始修筑“关中八惠”之一的洛惠渠。龙首渠跨越时空又回到原点。

洛惠渠将历代不同方式的引洛灌溉重新整合，续建扩灌，历时十四年才得以建成。它的渠线布设、灌区控制科学高效，和龙首渠不谋而合。足见古人匠心独运，高瞻远瞩。

一坝、二槽、五洞撑起了洛惠渠的骨干工程架构，成为中西合璧水工建筑之典范，为蕴含着鲜活龙文化、汉文化、水文化印记的古灌区，增添了诸多现代科技元素。

现代洛惠渠已发展成为灌排体系完整的大型灌区，工程由大坝、灌排渠系及配套设施组成，分设洛东、洛西两大系统，包括总干渠1条、干渠4条、分渠13条，总长248千米，灌溉渭南市澄城、蒲城、大荔三县74.3万亩农田，惠及人口69万，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创新

当年，古人在修筑穿越铁镰山3.5千米的引水隧洞时，创造出神奇而充满智慧的“井渠法”。就是在隧洞施工中均匀布设竖井，把长距离的地下渠道分割成多个分部工程，然后相向开挖，以减少误差，竖井一举三得：既是务工通道，又可弃土弃渣，兼顾通风采光，提高了工效。在20多千米的渠道干线施工中，古人采取横绝技术穿过河沟。翻越铁镰山后两端明渠比降合理，衔接顺畅，则展示出高超的测量技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写到：“井渠之生自此始”。这是关于地下渠道的最早记载。“井渠法”为隧洞施工从理论到实践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　

从龙首渠到洛惠渠，中间跨越两千多年，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李仪祉先生所规划的洛惠渠与龙首渠在渠线布设上基本重合，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着科学的规划思想和实践。

大旱何须望云至，自有长虹带雨来。而今洛惠渠正向着惠及农业、工业、生态多维的智慧灌区迈进，在延续黄河历史文脉的同时，必将造就更加丰美宜人的“千里河西地，秦东米粮川”。（转载请注明见道网www.seetao.com）见道网工程栏目编辑/贺玉婷